謀劃在先，思考在前。這是干事創業的基本法則。
《左傳》記載，鄭國子太叔向子產請教如何處理政事，子產說：“政如農功，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成其終。朝夕而行之，行無越思，如農之有畔”。大意是，處理政事如農夫種田一樣上心，開始就思慮周全，早晚依所思謀劃行事而不超范圍，就像農田有埂界一樣井然有序，最終才能成功。
“子產以為不思而行，與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，如農之無畔也，其始雖勤，而終必棄之。”北宋蘇軾曾在《思治論》引用此言，闡述事先不經思考盲目行事，或行動超出了思考謀劃范圍，就如農夫種田無埂界，開始時雖然辛苦，最終必然因雜亂無章而荒廢的道理。“夫所貴于立者，以其規摹先定也。”蘇軾把事前規劃視作確立根本的大計，如此“其應也有候，而其成也有形”。后又以造屋建房作比論證此言：欲造房屋必先估算錢財多少決定房屋規模，擇良工參謀合計，制定詳細施工計劃，后按設計建造，房屋方可落成。蘇軾之言，令人深思。
《尚書》曰：“慎始而敬終，終以不困。”事實上，事先深謀細算，一直被歷代從政者所認可推崇。北宋岳州知州滕子京修建民生工程偃虹堤，事先經過深入可行性研究，設計規模精確到長高厚尺寸，用工精確到單個勞力，方案上報轉運司反復核查，又經三司會審確定，工程迅速完成。歐陽修作《偃虹堤記》盛贊滕子京：“蓋慮于民也深，則其謀始也精，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。”事實證明，事先進行深入思考謀劃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功效。
諺云：“謀定而后動。”明代張居正推行新政十分注重事前謀劃。他在《答中丞孫槐溪》中說：“銳始者必圖其終，成功者先計于始。”急于開局之時，務必慮及善終；大凡成功之事，往往源于善始。前無古人的事業，沒有現成的路可走，需要發揚“銳其始”的精神，逢山開路、遇水架橋，蹚出一條新路來。但如果思慮不周，逞一時之勇，則易陷入“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”怪圈。“銳其始”，益以“思其始”“計于始”，方能行穩致遠，把一個個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。
古人云：“發之以勇，守之以專，達之以強。”愚公面對太行、王屋二山“懲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”的困境，敢于擘畫“指通豫南，達于漢陰”宏大計劃，“聚室而謀”集思廣益最終形成“箕畚運于渤海之尾”的移山方案，盡管有路途遙遠、河曲智叟“笑而止之”的冷言冷語等諸多困難，依然堅信“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……子子孫孫無窮匱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”，決然帶領全家“叩石墾壤”矢志不渝移山，最終實現“冀之南，漢之陰，無隴斷焉”的愿景。可見，干事創業，在克服困難中向前發展是一般規律，特別是進入“深水區”“無人區”，面對難啃的“硬骨頭”，既要有“銳其始”的勇氣敢于斗爭、“計于始”的謀略善于斗爭，更要有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定力堅持斗爭，如此才能踏平坎坷為大道。
新征程上，實現新時代黨的使命光榮而艱巨。以“思其始”的遠見、“銳其始”的勇毅開局，以愚公移山的定力篤行，把“計于始”的深度謀劃與“圖其終”的價值追求深度融合，善始善終、善作善成，定能不斷收獲“成其終”的碩果。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）